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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9号】饶继军等盗窃案——盗窃金砂后加工成黄金销赃，盗窃数额应当以所盗金砂价值认定，还是以加工成黄金后的销赃数额认定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饶继军，男，汉族，1975年1月8日出生，个体户。2012年7月17日因涉嫌犯盗窃罪被逮捕。
被告人李敷代，男，汉族，1966年3月29日出生，个体户。2006年7月14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2008年7月13日刑满释放；2012年7月17日因涉嫌犯盗窃罪被逮捕。
被告人韩顺明，男，汉族，1963年10月28日出生，农民。2012年7月17日因涉嫌犯盗窃罪被逮捕。
江西省万安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饶继军、李敷代、韩顺明犯盗窃罪，向万安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万安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自2003年始，被告人饶继军从事收购金砂，再加工成黄金出售的经营活动。2012年4月4日，饶继军来到江西省万安县罗塘乡村背村金滩沙场收购金砂，因沙场老板刘年生不愿出售金砂，遂产生盗窃之念。同月6日凌晨，饶继军伙同被告人李敷代、韩顺明和肖继柏（在逃）驾车到金滩沙场，盗得金砂9袋共约315公斤[按当时市场收购价计算，315公斤金砂可售人民币（以下币种同）4500元]，后饶继军等人将所盗金砂进行加工，提炼出62克黄金和60公斤铁砂。饶继军将黄金以每克297元出售，得款18414元。饶继军分得赃款6014元、李敷代分得2000元、韩顺明分得4400元、肖继柏分得6000元。同月20日左右，饶继军又来到金滩沙场，以450元每袋的价格将该沙场剩余的金砂全部收购。案发后，饶继军退赃9000元，韩顺明退赃5000元，韩顺明另替肖继柏退赃4414元。三被告人均得到失主刘年生的谅解。
万安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饶继军、李敷代、韩顺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秘密手段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均构成盗窃罪。饶继军归案后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具有立功表现，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李敷代曾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满释放5年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属于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饶继军、李敷代、韩顺明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且均获取被害人谅解，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饶继军、韩顺明积极退缴赃款，并积极缴纳罚金，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现已废止）第九条之规定，万安县人民法院判决如下:1.被告人饶继军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2.被告人李敷代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3.被告人韩顺明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一审宣判后，被告人饶继军、李敷代、韩顺明未提起上诉，检察机关没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二、主要问题
盗窃金砂后加工成黄金销赃，盗窃数额应当以所盗金砂价值认定，还是以加工成黄金后的销赃数额认定?
三、裁判理由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三被告人盗窃数额的认定形成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三被告人盗窃数额应当以被盗物品的原始价值来认定，即盗窃数额为4500元，应当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法定烈幅度内量刑；另一种意见认为，三被告人盗得金砂后只进行了简单的加工提炼，并不需要高科技手段和复杂的加工程序，而其销赃所得18414元远远高于金砂的原始价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1月4日出台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销赃数额高于按本解释计算的盗窃数额的，盗窃数额按销赃数额计算”的规定，应当以销赃数额认定盗窃数额，即盗窃数额为18414元，应当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法定刑幅度量刑。
我们同意前一种意见。具体理由如下:
根据《解释》第一条的规定，盗窃数额是指行为人窃取的公私财物的数额。为对盗窃数额的认定提供一个统一、明确的标准，《解释》第五条对被盗物品的数额计算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根据《解释》第五条的规定，被盗物品的价格，应当以被盗物品价格的有效证明确定，即以失主购买物品时的价格确定；失主以明显低于被盗当时、当地市场零售价购进的物品，及被盗物品的价格不能确定的，应当区别情况，根据作案当时、当地的同类物品的价格计算；销赃数额高于按本解释计算的盗窃数额的，盗窃数额按销赃数额计算。我们认为，本案被告人饶继军等人将盗得的金砂加工提炼出黄金后销赃得款18414元，销赃数额远远高于金砂的原始价值，不属于《解释》规定的按销赃数额计算的情形。《解释》所规定的销赃数额是指盗窃财物后直接销赃的数额，而不是指将盗窃的财物改装、加工后销赃的数额。饶继军等人盗窃金砂后，使用加工设施，由他人经过加工后才提炼出黄金，其销赃款中不仅包含了金砂本身的价值，还包含了其用于将金砂加工提炼出黄金的相关成本和人工费用。因此，将被盗物品进行加工提炼后的产品销售，不属于《解释》规定的按销赃数额计算的情形。
根据《解释》规定的其他核价办法，被盗金砂的价格应当按市场零售价的中等价格计算。饶继军从事金砂加工生意，曾多次向刘年生和万安县其他沙厂的老板收购金砂，收购每袋价格在100-500元（塑料编织袋装，每袋35公斤左右）。而本案被盗的9袋金砂经被告人和被害人确认，均属成色较好的货物，按市场收购价500元每袋，则收购价为4500元。另外，从本案的另一事实也可印证被盗金砂的市场价格。即案发后半个月左右，饶继军又到刘年生处，以每袋450元的价格收购了刘年生沙场剩余的金砂。因此，本案涉案9袋成色较好的金砂，以每袋500元的价格认定所盗金砂的价值，既符合本案金砂的价格行情，又能获得双方当事人的内心认同。
刑法理论界关于《解释》规定“销赃数额高于被盗物价值，盗窃数额按销赃数额计算”的合理性一直存在较大争议。有观点认为，盗窃罪的社会危害性，除犯罪手段等情节外，主要是行为人非法占有的公私财物的数额大小，至于行为人事后销赃所得数额多少，甚至毁弃所窃财物，都对行为人的盗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无任何影响，属于事后不可罚行为。因此，把销赃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是不科学的。①本案审结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4月2日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新解释》），前述《解释》同时废止。《新解释》取消了“销赃数额高于被盗物价值，按销赃数额计算盗窃数额”的规定，使盗窃数额的认定还原于被盗物品本身的价值。同时，《新解释》对盗窃数额的认定更加简单明确，盗窃数额的认定标准为:被盗财物有有效价格证明的，根据有效价格证明认定；无有效价格证明，或者根据价格证明认定盗窃数额明显不合理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委托估价机构估价。
综上，本案对盗窃数额的认定既不违反《解释》关于盗窃数额认定的规定，又符合《新解释》关于盗窃数额认定的精神。江西省万安县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饶继军、李敷代、韩顺明的盗窃数额为4500元，并据此作出的判决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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