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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56号】焦海涛等人寻衅滋事案——如何根据违法犯罪活动的多样性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标准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焦海涛，男，1971年12月14日出生。2002年7月1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2012年10月13日因本案被逮捕。被告人陈小四，又名陈四，男，1974年5月7日出生。2009年12月16日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2012年9月20日因本案被逮捕。
被告人张克南，又名张凯，男，1980年1月4日出生。2012年7月10日因本案被逮捕。
（其他被告人基本情况略）河南省西平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焦海涛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被告人陈小四、张克南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向河南省西平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公诉机关指控：
2011年8月以来，被告人焦海涛利用朋友关系及自身影响力聚集、吸收被告人陈小四、张克南、李宝争、彭华伟、于镇源、李海江、张勇、薛富堂、赵建阳、李云涛、李普等两劳释放及社会闲散人员，逐步建立起一个以其为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其中，焦海涛将被告人陈小四、张克南发展为骨干成员，以发展下线的方式将李宝争、彭华伟、于镇源、李海江、张勇发展为一般参加成员。为领导、控制组织成员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以获取经济利益，被告人焦海涛对其组织成员进行不同分工，划分等级，所有成员均服从焦海涛的领导，重大事项需向焦海涛请示汇报。焦海涛给骨干成员配备车辆、租住套房，为一般成员提供吃、住等生活保障，并在组织成员因违法犯罪被查处时出面托关系摆平，在公安机关追捕其组织成员时，出钱帮助逃跑。该组织有严格的纪律和奖惩制度，组织成员有事需请假，节假日期间发放烟酒福利，同时还以一定的娱乐活动作为对组织成员的鼓励。被告人焦海涛通过以上多种途径，使其领导的犯罪集团规模逐渐扩大，在西平县形成一股恶势力，最终发展成以其为首的犯罪组织。该犯罪组织以承包西平县中央花园拆迁改造工程为依托，为确立在拆迁工作中的强势地位，强迫拆迁户签订低价拆迁协议，获取非法利益。该组织多次组织内部成员到拆迁户家中采取威胁、恐吓、毁坏财物、打骂等手段迫使拆迁户签订低价赔偿协议，通过暴力拆迁获取中央花园项目部给予的拆迁报酬，先后获利22万元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被告人焦海涛领导的犯罪集团多次进行暴力拆迁，严重影响了拆迁户的正常生活，对当地街坊邻居形成威慑，使当地百姓敢怒不敢言。此犯罪组织及其组织成员实施的多次寻衅滋事犯罪严重影响了西平县的治安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尤其是2012年6月1日，被告人焦海涛组织其内部成员到西平县专探乡寻衅滋事，公安机关接警后派人前去处理时，其组织成员无视出警民警的制止，更无视民警的生命安全，将民警拖行几百米后推出车外，致其摔伤，造成极其恶劣的重大影响，使当地群众的心理产生巨大恐慌，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公诉机关另指控寻衅滋事的事实20起略）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焦海涛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被告人陈小四、张克南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被告人李宝争、彭华伟、于镇源、李海江、张勇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在西平县有组织地通过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获取经济利益，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被告人焦海涛辩称其不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只对起诉书中指控的第20起寻衅滋事承担责任。其他被告人辩称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河南省西平县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1.2011年9月，被告人焦海涛在中央花园项目部副总刘家梁的授意下，安排陈小四带领张勇及薛富堂到西平县焦家胡同拆迁户焦灿中家采用言语威胁进行谈判，未果后，张克南带领李宝争、彭华伟、张松果、杨保会、王亚磊、“魏蛋”等人采用长时间坐在焦灿中家不走，辱骂、威胁并砸烂家中门窗玻璃、三轮摩托、水泵等物品的方式强迫拆迁。在焦灿中一次坐车外出时，陈小四带人把焦灿中拦下，将其挟持到县委招待所楼下，强迫搬迁并进行威胁，焦灿中迫于无奈到项目部签订拆迁协议。
2.2011年8月至9月，被告人焦海涛在刘家梁的授意下，安排陈小四带领张勇、薛富堂去拆迁户孙克峰家采用言语威胁进行拆迁谈判，未果后，张克南带领彭华伟、李宝争、孙科、赵建阳等人采用言语威胁、长时间坐在家里不走、辱骂、砸门窗玻璃，夜晚往院里扔砖头等方式强迫其搬迁；后陈小四等人趁孙克峰家中无人时，在刘家梁的指使下派人将孙克峰家的大门、住房二层及南边配房扒倒，致使孙克峰家中的洗衣机、空调等物品全部砸毁。2012年2月，张克南带领于镇源、李宝争、彭华伟、孙科、李普、李云涛等人对孙克峰及其妻子宋玲霞进行辱骂和殴打，强迫其搬迁。
3.2011年9月，被告人焦海涛在刘家梁的授意下，安排陈小四带领张勇、薛富堂先到拆迁户唐美妮家，后又到唐美妮位于西平县人民医院东边的室内装饰店内采用言语威胁进行拆迁谈判；未果后，陈小四带领张克南、李宝争、张勇、薛富堂等人长时间坐在唐美妮店内不走，跟踪、辱骂唐美妮，并将唐美妮店内的顾客赶走。谈判过程中，李宝争曾打了唐美妮的左脸一拳，陈小四将其屋内的饭桌掀翻。某日唐美妮在西平县柏城商场家具城办事时，张克南等人将唐美妮带到中央花园项目部，对唐美妮进行殴打，后将其拉到项目部门外再次进行殴打。唐美妮最终迫于无奈签订了拆迁协议。
4.2011年10月，被告人焦海涛安排陈小四带领张勇、薛富堂到拆迁户赵喜民家采用言语威胁进行拆迁谈判，未果后，张克南等人到赵喜民家采用坐在家中长时间不走、辱骂、堵门等手段施压。2012年2月至3月间，张克南又带领董克龙、张华军等人将赵喜民家的窗户玻璃全部砸烂，并在晚上往其家扔鞭炮。赵喜民迫于无奈签订了拆迁协议。
5.2011年年底，被告人焦海涛在刘家梁的授意下，安排陈小四带领张勇、薛富堂等人到拆迁户李桂吾家采用言语威胁进行拆迁谈判，未果后，陈小四带领张克南、彭华伟、李宝争、王培坤、王军威、李普、李云涛、于镇源、董克龙等人采用坐在家中长时间不走、辱骂李桂吾及其妻子王桂荣，晚上在李家门口放鞭炮等方式向李桂吾施压。某日王桂荣带其子李纯阳外出办事，陈小四先是进行辱骂，后张克南、王军威和另外两名组织成员追上王桂荣，站在胡同口不让人进入，对王桂荣进行两次殴打。后李桂吾迫于无奈签订了拆迁协议。
6.2012年4月，被告人焦海涛在刘家梁的授意下，安排陈小四带领李海江等人到拆迁户夏满红家采用言语威胁进行拆迁谈判，未果后，张克南带领于镇源、李普、李云涛、“魏蛋”等人长时间坐在夏满红家不走，陈小四指使张克南、李普、李云涛、于镇源等人以打砸夏满红家的玻璃门窗并在院里放鞭炮等方式迫使夏满红签订协议。李海江与祁玉戏（夏满红的母亲，71岁）发生争执后，李海江打电话喊来陈小四、张克南、于镇源、李普、李云涛等人对夏满红、祁玉戏、张云玲（夏满红的妻子）、夏子浩（夏满红的儿子，15岁）进行殴打。夏满红迫于无奈签订了拆迁协议。
（其他寻衅滋事的事实略）西平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焦海涛等人所涉组织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尚未达到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社会生活秩序的程度，对公诉机关对焦海涛等被告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指控不予支持。被告人焦海涛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寻衅滋事行为，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焦海涛等人共实施寻衅滋事行为20起，但其中第12起仅致一人轻微伤，不能认定情节恶劣，第16起、第18起均系因琐事引发争执殴打，事后赔偿被害人钱款，该两起事实公诉机关未提供被害人的人体损伤鉴定，且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节恶劣程度，故对该两起指控不予支持……被告人焦海涛、刘家梁、陈小四、张克南、李宝争、彭华伟、于镇源、张勇、杨保会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其刑期应当在有期徒刑五年以上。鉴于被告人焦海涛、刘家梁案发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第二款，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三百一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人焦海涛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
2.被告人陈小四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
3.被告人张克南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
（其他被告人判决情况略）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服判不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一审判决生效。
二、主要问题
如何根据违法犯罪活动的多样性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标准？
三、裁判理由
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五款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1）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2）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3）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4）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根据该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具体表现在组织、经济、行为、非法控制等四个方面，且应当同时具备。
2006年“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各地依法严惩了一大批黑社会性质组织，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不可否认，在对“打早打小”方针的片面理解下，有个别“四个特征”并不完全具备的犯罪组织也被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侦查并移送起诉，将普通犯罪集团、恶势力团伙拔高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情形也曾有出现。客观而言，除了政策把握不到位的原因外，在法律层面上，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普通犯罪集团、恶势力团伙存在诸多联系与相似之处，区分起来确有难度。例如，在组织特征方面，实践中不乏成员人数较多，组织者、领导者明确，骨干成员相对固定，且有一定形式组织纪律、活动规约的恶势力团伙；又如，在经济特征方面，某些犯罪集团也会通过犯罪活动聚敛大量财富，其中不少还会将所获经济利益用于支持犯罪集团的违法犯罪活动。因此。正如2009年下发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所指出的，在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时，“应根据立法本意，认真审查、分析黑社会性质组织‘四个特征’相互间的内在联系，准确评价涉案犯罪组织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确保不枉不纵”。
笔者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与犯罪集团、恶势力团伙最为显著的区别就在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目标不仅是攫取经济利益，同时也追求对经济、生活秩序的非法控制，之后再通过由其掌控的非法秩序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是否追求非法控制是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犯罪集团、恶势力团伙的关键标尺。就犯罪集团来说，其犯罪的动机和目的一般都比较单一和明确，就是要通过抢劫、盗窃、走私、贩毒、组织卖淫、拐卖人口等具体犯罪来谋取不法利益，但不追求对经济、社会生活的非法控制，因此，其犯罪活动往往是较隐秘的，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公开、半公开地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明显有别。就恶势力团伙来说，其特征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相对更为接近，其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不单纯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同时也有在社会上逞强争胜、“扬名立万”的意图。但与黑社会性质组织追求非法控制不同，恶势力团伙好勇斗狠、逞强争胜的目的更多的是满足树立恶名、寻求刺激等心理需要，并没有清晰、明确的追求对经济、社会生活进行非法控制进而攫取更大经济利益的意愿。从某种意义上说，恶势力团伙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实际上只隔着一层“窗户纸”，一旦恶势力团伙开始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试图在正常社会里建立非法秩序，那么其就跨越了向黑社会性质组织升级转型的鸿沟，剩下的只需要完成量的积累。
如前所述，审判时，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不能简单套用，而是应以非法控制为核心，将四个特征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判断。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2015年《纪要》）规定的“涉案犯罪组织仅触犯少量具体罪名的，是否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要结合组织特征、经济特征和非法控制特征（危害性特征）综合判断，严格把握”，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从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五款中的规定来看，法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只要求“暴力性”、“组织性”以及“多次实施”，并没有要求触犯多项不同罪名，2015年《纪要》的前述规定是否属于在法定标准之外增加构成要素？笔者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并不是单纯为实施违法犯罪而存在，违法犯罪只是服务于非法控制目的的手段，违法犯罪的性质、次数、严重程度也都是由实现非法控制的需要所决定。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关系是极为纷繁复杂的，以生活中最为常见、普通的集贸市场为例，从市场活动参与主体来看，涉及经营者与供货商的关系、经营者与顾客的关系、经营者与经营者的关系、经营者与市场所有者的关系等；从与集贸市场相关的公共管理职权来看，涉及工商税务管理、公共治安管理、卫生检疫管理等不一而足。因此，管理一个集贸市场仅靠某一种手段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将监督检查、处罚整改、市场调节、配套服务等多种手段相结合才能保证其稳定、有序地运营，便利一方群众的生活。从这个例子不难看出，对于经济、社会管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同理，对于经济、社会生活的非法控制也不太可能靠一两种犯罪便能实现。还是以集贸市场为例，若要实现非法控制，首先，要对市场主体形成心理强制，这就需要实施一定数量的暴力性犯罪，如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其次，若要对抗管理市场的公共职权，则需要实施妨害公务、聚众扰乱公共秩序、行贿等犯罪；最后，若要改变市场交易规则并从中获利，还需要实施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犯罪。因此，2015年《纪要》中关于犯罪“多样性”的要求，反映了非法控制的内在要求，并不超出法律规定的本意与合理解释的范畴。如果涉案犯罪组织触犯的具体罪名明显偏少，则要考虑其是否属于专门从事某一两种犯罪的犯罪集团，而非黑社会性质组织。
本案中，公诉机关指控以焦海涛为首的犯罪组织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但指控的具体犯罪事实中仅涉及寻衅滋事罪一个罪名。指控的20起犯罪事实中，有12起是该组织实施的有组织犯罪，包括11起暴力拆迁引发的寻衅滋事和1起因焦海涛为承揽工程而实施的寻衅滋事。指控的犯罪行为虽然在次数、手段上符合“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特征，但应当看到，焦海涛等人是因为中央花园项目才聚集在一起，但他们并不是依靠非法手段获得该项目征地拆迁业务，而是受项目部雇佣从事暴力拆迁活动。除了中央花园项目，焦海涛等人并未染指其他拆迁工程，这些因素决定了他们的犯罪对象和犯罪手段具有特定性，只需要采用暴力、威胁、滋扰手段迫使项目征地范围内的住户尽快签订拆迁协议即可，不需要实施其他更多性质不同的犯罪来制定西平县拆迁行业的从业规则或者影响当地与征地拆迁无关的居民的生产、生活秩序。这一点，也可以反过来证明焦海涛等人只是依附于中央花园项目，通过配合征地拆迁牟利。截至被公安机关查处之时，其既没有对当地经济、社会生活进行非法控制的意图，也没有以非法控制为目的实施相应的违法犯罪活动，实际上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
当然，正如之前所说，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应当进行整体考察，并不是仅凭未触犯多个罪名这一点就可以认定某一犯罪组织是否涉黑，这也是2015年《纪要》中对犯罪“多样性”问题只作提示性规定的初衷，审判时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撰稿：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张敏娜 审编：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周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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