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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063】贷款诈骗罪中数额的认定与赃款赃物的处理
文/朱铁军
【裁判要旨】
在既遂的情形下，贷款诈骗罪中的数额应以所得额为认定的标准，且所得额仅限于本金，不应包括利息。对由赃款转化而来的财物的处理，应具体加以分析。
■案号 一审:（2005）黄刑初字第147号
【案情】
被告人许显忠明知自己无偿还能力，于2003年11月，持虚假的房产证、收入证明和户籍证明等文件，与中国建设银行上海第五支行签订汽车消费借款合同、汽车消费借款抵押合同。此后，被告人用上述骗取的借款人民币25万元，向上海华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别克君威汽车1辆（车牌号码沪EH2255）。被告人许显忠骗取贷款后，银行曾多次催讨，被告人仅在2004年4月、7月、9月归还银行贷款人民币18199元。之后，银行又多次催讨未果，于2004年11月15日向公安机关报案，至此，被许显忠骗取的银行贷款尚有人民币241107.04元没有追回。同年12月15日，公安机关，将被告人许显忠抓获归案，并调取了上述汽车。
【审判】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认为，被告人许显忠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骗取银行贷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贷款诈骗罪，应按本条的规定予以处罚。违法所得购买的别克君威汽车一辆，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应变价后发还被害单位，不足部分应追缴后发还被害单位。据此，于2005年5月25日判决：被告人许显忠犯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违法所得人民币241107.04元，除调取的别克君威汽车一辆（车牌号码沪EH2255）应变价后发还被害单位外，不足部分应追缴后发还被害单位。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许显忠未提出上诉，检察机关亦未抗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在本案中，被告人明知自己没有归还能力，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骗取银行贷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贷款诈骗罪，对此没有争议。需要加以探讨的是：1.本案中贷款诈骗的数额认定问题；2.本案中赃款赃物该如何处理问题。前一问题涉及对被告人的正确定罪量刑，后一问题涉及对被害单位权利的保护。
（一）在既遂的情形下，贷款诈骗罪中的数额应以所得额为认定的标准，并且不应计算利息。
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其中的数额作为一种情节，不仅影响着定罪，而且影响着量刑。实践中，数额存在多种表现形式。如指向数额，指诈骗犯罪指向的公私财物数额，即行为人主观上希望骗得的数额；所得数额，指行为人通过实施诈骗行为而实际得到的财物数额；交付数额，指诈骗行为的被害人由于受骗而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侵害数额，指诈骗行为直接侵害的实际价值额。以本案为例，交付数额25万元，所得数额241107.04元，究竟应以何种数额作为认定的标准，就存在不同认识。笔者认为，对贷款诈骗数额的认定，应以所得额为准。对那些在贷款诈骗行为实施过程中有返还贷款的行为，主要看行为人在案发前有多少贷款仍未归还。之所以如此主张，就在于贷款诈骗罪属于目的犯，在主观方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既遂的情形下，行为人已经实现了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此时，所得额反映了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也便于认定。而指向额虽然能反映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但行为人主观上希望骗得的数额不一定能完全实现，如以此为准，则失之过严，且不易证明。
就交付数额而言，由于行为人出于某种目的，在实施贷款诈骗过程中可能有部分还款行为，以该种数额为准，不能全面反映社会危害性的大小。相关司法解释已肯定了以所得额为准的观点。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诈骗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认定。第9条规定：对于多次进行诈骗，并以后次诈骗财物归还前次诈骗财物，在计算诈骗数额时，应当将案发前已经归还的数额扣除，按实际未归还的数额认定，量刑时可将多次行骗的数额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考虑。2001年1月21日《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在具体认定金融诈骗犯罪的数额时，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
对贷款诈骗所得额是否包括利息，实践中也存在争议。笔者认为，贷款诈骗所得额仅限于本金，不应包括利息。理由在于，定罪量刑是以犯罪时的行为及结果为准，而利息则是在行为人骗得贷款后产生的，属于事后的结果。如果将利息计入所得额，则在诉讼的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数额，这会使刑事追诉处于不稳定状态。另外，将利息等计入，会造成同样的罪行，由于追究的早晚而影响量刑的轻重，这有悖公平原则。
综上，本案中应以所得数额241107.04元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
（二）对由赃款转化而来财物的处理应具体加以分析。
赃款赃物，是指行为人通过犯罪行为所获取的财物。司法实践中，赃款赃物的表现形式呈现多种样态。从赃款赃物的存在状况是否变化来看，有直接由犯罪行为所得的财物，这是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赃款赃物，如盗窃所得的现金、抢劫所得的财物、贪污得来的公款、受贿的贿赂等等。这些赃款赃物往往是行为人实施行为所要达到目的的物质表现。有间接由违法犯罪行为所得的财物，这种财物一般由犯罪所得转化而来，如用贪污所得的钱款购买汽车、将抢劫得来的手机等物品变卖后所得的现金等等。
对赃款赃物的处理，依据刑法第六十四条、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
尽管有这些规定，但应该看到的是，这些规定比较简单，难以满足实践中对赃款赃物处理的需要。本案就是一典型的例证。在本案中，行为人持虚假的房产证、收入证明和户籍证明等文件，与中国建设银行上海某支行签订汽车消费借款合同、汽车消费借款抵押合同，从而购买了别克君威汽车1辆。对该汽车，法院该如何处理呢？是直接发还被害人，还是判决变卖后发还价款给被害人，抑或采取其它处理方式？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明确本案中哪些财物属于赃款赃物的范畴。本案中，被告人是以贷款诈骗罪被定罪的，其所骗取的是汽车消费贷款，由此被告人所得数额241107.04元属于赃款的范畴应该没有异议。对于赃款，依据法律的规定，应当予以追缴。但本案中赃款已用于购买汽车，这就需要对本案中的汽车是否属于赃物的范畴加以评判，而这涉及转化形态的财物是否为赃物的问题。对转化形态的财物，如用赃款购得的财物，其是否为赃物，理论与实践上存在不同的观点，有肯定说、否定说、区别对待说等观点。对此，笔者认为，当财物全部用赃款购得时，由于其只是形态发生变化，应为犯罪所得的财物，应视为赃物予以追缴。当财物中部分由赃款转化而来，部分由其他财产转化而来时，就不宜追缴后直接发还被害人。因为此时的财物上存在多个利益主体，如果将其追缴并直接发还被害人，势必侵犯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当然不将其直接发还被害人，并不意味着对被害人合法权益不保护。被害人或要求在执行阶段将其作为执行标的予以拍卖、折价或变卖，或通过民事诉讼去解决。
本案中，被告人骗取的是汽车消费贷款，是指贷款人向申请购买汽车的借款人发放的人民币担保贷款。为取得该贷款，被告人既与中国建设银行上海某支行签订了汽车消费借款合同，又签定了汽车消费借款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物的登记手续。依据抵押合同，以所购汽车作为抵押物的，应当以该车的实有价值全额抵押。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该汽车直接属于银行的合法财产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被害人的合法财产，是指依照法律规定，由犯罪人的行为所侵犯的，被害人享有合法民事上的所有权或占有权以及经营权的财物。根据2001年7月5日《中国银行汽车消费贷款业务操作办法》的规定：汽车消费贷款的最高贷款限额应当控制在所购车辆全部价款的80%以内，由此该汽车的价格构成中至少有20%属于贷款人自筹。实际上，本案中车价263800元、牌照费40000元、车辆购置费22547元、上牌杂费1000元，被告人自己支付了77347元。由此，该汽车是由汽车消费贷款与被告人财产（可能是自己的财产，也可能家庭共有财产或者所借财产）转化而来。对银行而言，汽车只是其抵押财产，换言之，银行对该汽车只享有贷款抵押权。况且贷款抵押权是基于商业银行与当事人的约定而产生的担保物权，它的成立并非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其受偿顺序是居于法定优先权（如税收优先权、职工安置费优先权、留置优先权）之后的。在这种情形下，依照前述，就不宜直接判决将汽车发还被害人，否则有可能侵犯其他权利人的利益。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在刑事判决中不直接判决将该汽车发还被害人，并不意味对被害银行权益不作保护。被害银行可在追缴的执行阶段要求法院对汽车作出处理，如拍卖。如果经过这一阶段后仍不能弥补损失的，依据2000年12月19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作者单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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