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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503】欺盗交织型侵财行为如何认定
文/伍晋
【基本案情】
重庆A建筑工程公司（下称“A公司”）定期需要成品油，遂与重庆B油品销售公司（下称“B公司”）签订了油品供销合同，协议约定成品油价格为9000元/吨，每次供油10吨，由B公司安排司机驾驶油罐车，A公司安排同车监督员，将成品油运送至A公司指定的封闭式建筑工地，在该工地内完成成品油卸载，A公司在接收到成品油并确认卸油完毕后，支付相应货款。B公司驾驶员李某在送油过程中，发现A公司工地有一斜坡，遂故意将油罐车开至该斜坡停放、卸油，由于油罐车倾斜导致卸油不彻底，每次能够在油罐底部沉淀大约价值1000元的油品。经查明，李某采用该行为手段，非法占有了价值8万余元的成品油。
主要研讨问题:
1.欺盗交织型侵财犯罪中，怎样区分盗窃罪、诈骗罪与职务侵占罪？
2.在货物运输、交付过程中，如何分辨所有关系与占有关系？
3.在盗窃罪中，对财物的占有关系与控制状态怎样认定？
【要旨】
在欺盗交织型侵财犯罪中，应当首先确定犯罪行为的实际被害人，然后具体分析被害人对财产交付事由、交付内容的认知情况，进而科学区分物理控制状态与刑法占有关系，探究财产损失的真正原因，最终对欺盗行为的性质作出准确认定。
【指控与证明犯罪】
审查起诉阶段。对于本案定性存在较大的认识分歧，主要有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构成诈骗罪，理由是：李某利用斜坡停车，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造成了卸油完毕的假象，致使A公司的同车监督员陷入错误认识，认可了李某的卸油行为，A公司按照10吨油量支付相应货款，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第二种意见认为，构成盗窃罪，理由是：A公司自始至终都没有交付剩余油品的主观意识，也未实施刑法意义上的交付行为，李某“斜坡卸油”的行为是一种变相的秘密窃取，应当认定为盗窃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构成职务侵占罪，理由是：在油品交付之前，油罐车内的成品油属于B公司所有，李某受B公司安排负责油品运输、卸载工作，相应也具有保管成品油的工作职责，其在卸油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将本单位油品占为己有，应当评价为职务侵占罪。
为了准确适用法律、厘清诉争焦点、筑牢案件质量，承办检察官将该案提交检察官联席会议研究，参考多数检察官的意见，以涉嫌盗窃罪对李某提起公诉。
法庭审理阶段。承办检察官在出庭公诉前，深入分析了本案的争议焦点，制定了详细的出庭举证计划：主要围绕油品的所有权与占有权、A公司对剩余油品的主观认识和处分意识、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实际损失、“斜坡卸油”的行为方式等方面进行举证。
发表公诉意见时，公诉人针对本案的定性问题进行了充分阐述。首先，本案的实际被害人是A公司，B公司并未遭受任何财产损失，对犯罪行为的性质认定不能脱离法益侵害这一犯罪本质。被告人李某的“斜坡卸油”行为，造成A公司一方面支付了全额购油款，另一方面少收取了价值8万余元的“沉底油品”，刑法所保护的财产法益受到严重侵害。作为B公司驾驶员的李某，采用非法手段造成业务对口单位A公司遭受了8万余元的财产损失，由于职务便利、财产权属的错位，显然不能评价为职务侵占罪。其次，刑法保护的是占有关系，当油罐车驶入A公司工地后，其装载的油品即已处于A公司的实际支配之下，整体上应视为由A公司占有，民法上的所有权不影响A公司的刑事被害人地位。从民事法律关系角度分析，双方公司的油品交接、货款支付正式完成前，油品的所有权仍属于B公司；从刑事法律关系角度分析，A公司派员全程参与油品运输，当车辆进入A公司封闭管理的内部区域后，车内油品便已处于A公司的实际支配之下，如果未获得A公司允许，B公司驾驶员李某也不能随意将油罐车驶离封闭式工地，因此，在社会一般观念上，A公司已经建立起了对车内油品的占有关系，可以成为侵犯财产犯罪的被害人，而无需等到油品所有权正式转移。再次，A公司在主观上并未认识到“沉底油品”的存在，在客观上也未实施自愿交付的行为，李某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一方面，由于李某的“技术性”停车方式，致使A公司误认为车内油品已经全部卸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丧失了对“沉底油品”的占有，进而全额支付了购油款，A公司对于这种损害后果是完全无知的，并非陷入错误认识后在明知状态下自愿交付。另一方面，A公司在卸油“完毕”后允许李某驾车离开本方工地，不能视为对“沉底油品”的自愿交付，对交付行为的判断必须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当被害人缺乏对财物的明确认知时，其客观上对财物的“放弃”不具有交付性质。本案中，李某没有使A公司陷入错误认识，所获取的油品也并非源自于A公司自愿交付，而是利用了A公司对“沉底油品”的不了解，实现了非法占有的犯罪目的，评价为诈骗罪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最后，当油罐车开入A公司工地后，一般观念认为油品已转移至A公司占有，李某利用暂时性的控制状态，在交付过程中采用“技术性”停车方式，在A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以秘密方式非法占有了其中部分油品，其行为符合刑法第264条的构成要件，评价为盗窃罪更为准确。
【判决结果】
被告人李某犯盗窃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4万元。被告人未上诉，该案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准确认定侵犯财产犯罪的被害人，是区分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诈骗罪的关键。职务侵占罪所针对的是行为人所在单位的财产，盗窃罪、诈骗罪所针对的是他人占有的财产，虽然职务侵占罪可以表现为侵吞、窃取、骗取等多种形式，但是其犯罪结果是恒定的，即行为人所在单位的财产法益受到不法侵害，如果行为人所在单位没有遭受经济损失，那么无论涉案财产与行为人所在单位的逻辑联系多么紧密，职务侵占罪都不能成立。
第二，刑法保护的是占有关系，其外延大于民法上的所有关系。在现代法治体系中，作为保障法、最后法的刑法具有独立的法律品格，司法者不能要求刑法在法秩序中与民法保持绝对一致，刑法中的“占有关系”与民法中的“所有关系”不能等同，在所有关系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行为人以符合构成要件的方式破坏刑法所保护的占有关系，同样构成侵犯财产犯罪，应当根据行为的具体类型定罪处罚。刑法意义上的“占有”是社会一般观念上的，不同于民法意义上的“所有”，“占有”的关键在于支配，而非建立民法上的所有权，只要自然人、单位形成了对财物的实际支配，就可以成为侵犯财产犯罪的被害人。例如，民法上不承认行为人对毒品的所有权，但是在刑法上窃取毒品的行为可以构成盗窃罪。在司法实践中，侵财行为的罪名认定不能拘泥于民法上的所有关系，而应当着眼于刑法上的占有关系，当被害人基于市场交易习惯取得对财物的支配后，其对财物的占有状态就应当受到刑法的保护，司法者应当以占有关系为基础，准确认定刑事案件的被害人。
第三，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分，应当重点考察被害人的主观心态，即被害人对财产占有关系发生变化的认知情况。诈骗罪是被害人“配合”的犯罪，被害人由于受到欺诈而自愿交付财物，在犯罪既遂之时其对财产占有关系的变化是明知的，将财产转移至行为人占有也不违背被害人的意志。盗窃罪是被害人“无知”的犯罪，由于行为人采用了秘密窃取的手段，被害人在犯罪既遂之时对财产占有关系的变化是未知的，将财产转移至行为人占有也不符合被害人的意志。在司法实践中，部分侵财犯罪的行为外观具有一定的欺诈性，但这种欺诈性并不能得出诈骗罪的唯一结论，更不能否定其他侵财罪名的成立可能性，如果被害人是在“无知”状态下遭受了财产损失，那么便不属于自愿交付财物的范畴，认定为诈骗罪是缺乏主客观根据的。在欺盗交织型侵财犯罪中，有的行为人使用欺诈方法致使被害人没有认识到财物的存在，进而在隐秘状态下单方面完成了财产占有的转移，这种不法行为的本质特征是秘密窃取，不存在被害人的“配合”，认定为盗窃罪更为准确。比如，行为人在商场购买储物柜时，将待售手机放入储物柜暗格，在支付储物柜价款后离开商场，行为人对手机的非法占有虽然介入了商场的“同意”，但商场并不知晓手机占有关系的变化，不法行为缺乏双方的“互动性”，因此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第四，行为人对他人财物的暂时性控制，不影响秘密窃取的成立。根据被害人对财物的占有、控制情况，可以将盗窃罪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被害人占有且实际控制财物的案件；第二类是被害人占有财物、行为人临时控制财物的案件；第三类是被害人占有财物，同时将财物放置于特定公共区域的案件。在第一类盗窃案件中，行为人秘密窃取处于被害人占有、控制之下的财物，既破坏了现有的占有关系，又改变了当前的控制状态，例如，行为人扒窃被害人随身携带的钱包。在第二类盗窃案件中，行为人利用对他人财物的暂时性合法控制，秘密窃取由被害人实际占有的财物，虽然破坏了占有关系，但没有改变控制状态，比如，被害人因上厕所，委托行为人临时照看自己放在座位上的背包，行为人利用事实上的管控拿走背包内的部分钱币。在第三类盗窃案件中，行为人利用被害人对财物管控上的松弛，单方面破坏了被害人对财物的占有关系，同时改变了当前的控制状态，譬如，行为人牵走被害人放养于公共草地中的山羊。在第一、三类盗窃案件中，占有关系与控制状态同时发生变化，罪名认定一般不存在争议；在第二类盗窃案件中，由于财物的控制状态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时常出现关于盗窃罪、诈骗罪、侵占罪的定性分歧。我们应当认识到，物理意义上的控制状态不等于刑法意义上的占有关系，行为人利用对他人财物的暂时性合法控制，秘密建立起自己的非法占有，同样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虽然没有改变财物的控制状态，但是破坏了刑法所保护的占有关系，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单方的、秘密的、违背被害人意志的盗窃行为。
（作者单位：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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