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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0507】行为人的客观行为是区分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关键
文/陈俊霖
【案情】
2014年3月初，被告人杨某邀约被告人郭某、钟某向被害人彭某索要财物或承接工程。期间，三人购买了尖刀、绳索、止痛膏等作案工具，并多次前往彭某的住处进行踩点。同月29日20时许，三人来到彭某小区，杨某决定自己先进入彭某家中查看，安排郭某、钟某在外等候。随后，杨某翻墙进入彭某的住处，持尖刀威胁彭某家中的保姆孟某，并以绳索捆绑双手、止痛膏封口等方式将孟某控制。但杨某得知孟某是保姆后，当即解除了对她的控制。杨某从孟某处得知彭某未在家，且家中安装有监控设备，遂电话告知了郭某，三人被迫放弃作案，并迅即逃离现场。
事后，杨某又通过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联系彭某企图索要财物。
【分歧】
对本案三被告人实施行为的定性及量刑问题，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本案三被告人的行为应构成敲诈勒索罪。理由在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向被害人彭某敲诈勒索财物或承接工程的故意，准备作案工具也只是为了在实施敲诈勒索不成时，再采取暴力手段，事后也多次联系彭某企图索要财物，但是客观上由于被害人彭某不在家，对其保姆实施了威胁行为，系对象不能犯，其行为应评价为敲诈勒索未遂，应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内量刑。
第二种观点认为，本案应认定为抢劫未遂，但不能减轻处罚，可以从轻处罚。第一，本案三被告人实施抢劫行为是蓄谋已久，且主观恶性较大。从准备尖刀、绳索、止痛膏等作案工具，并多次踩点即可看出。第二，客观上对保姆孟某实施了包括捆绑双手、封口等抢劫行为，这类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大，给社会普通民众心理和精神上会造成恐惧和伤害，因此，在量刑时，应予从严惩处。结合全案情况来看，如果减轻处罚，会造成罚不当其罪的情况。
第三种观点认为，本案三被告人的行为应认定为抢劫未遂，但可以比照既遂犯减轻处罚。
【评析】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主观上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上也具有某些相同或相似的特征，但是，从本案三被告人行为的整体上进行把握和分析，将之定性为抢劫更符合立法精神及该种行为的主客观特征。具体分析如下：
1.行为实施的内容和方式不同。抢劫罪以当场实施暴力、暴力相胁迫为其行为内容；敲诈勒索罪仅限于威胁，不当场实施暴力，而且威胁的内容，不只是暴力，还包括毁坏被害人人格名誉、揭发隐私、栽赃陷害等非暴力的内容。抢劫罪的威胁是当着被害人的面实施的，一般是以言语和动作来表示；而敲诈勒索罪的威胁可以当着被害人的面，也可以是通过第三者来实现，可以用口头语言的方式来表示，也可以通过书信的方式来表示。
2.实施的暴力威胁行为程度不同。暴力威胁行为是抢劫罪实现目的的手段，并且该暴力要直接对人的身体实施,才能够达到被害人不能反抗的效果，而索要财物是敲诈勒索罪实现目的的手段,其基本的行为结构，是通过威胁被害人使其基于恐惧的心理而处分财产，达到取得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目的。被害人不得已而交出财物是通过精神上的强制,所以并不是进行身体上的强制，在此种暴力的情况下被害人拥有一定的选择交付与否的意志自由，被害人可以在权衡利弊以后做出选择。
3.实现威胁的时间不同，亦即“当场性”。抢劫罪的威胁具有当场即时发生暴力的现实可能性，如果被害人不交付财物，行为人就会当场加以伤害或者杀害。敲诈勒索的威胁，具有一定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并不具有当场即时发生暴力的现实可能性。具体到本案，三被告人主观上为了取得财物或者工程，为犯罪积极准备工具，制造条件，客观上入户对被害人孟某当场实施了捆绑双手、封口等暴力行为，且将被害人孟某完全控制，后因发现对象错误和有监控设备，迫不得已放弃作案，从整个行为过程来看，完全符合抢劫罪的基本特征，因此本案应当定性为抢劫未遂。
4.应当坚持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和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可以比照既遂犯予以减轻处罚。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实行区别对待，在“相济”上下功夫。防止只讲“严”而忽视“宽”，对那些社会危害不大，主观恶性不深，具有法定从宽情节的，可以依法从宽，严格坚持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做到罚当其罪。
本案中，三被告人主观上只想获得钱财或者工程，虽然入室对被害人孟某进行了封口、捆绑、持尖刀威胁等暴力行为，但是在得知目标人物彭某不在家后，解除了对孟某的控制，及时地停止了犯罪行为，并没有造成较大的危害后果，且没有取得钱财。同时，另外二被告人郭某、钟某在共同犯罪中，并没有进入彭某家中，也没有直接对被害人孟某实施侵犯，在整个作案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较小。因此，综合全案情况，可以比照既遂犯予以减轻处罚，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
（作者单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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