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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7054】袭警罪的构成分析
文/罗猛；毛添萌
作者单位：北京市团河地区人民检察院中国政法大学
期刊栏目：观察与思考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颁布和施行，将暴力袭警行为从妨害公务罪的规制体系下脱离出来，形成了独立的袭警罪。袭警罪的设立体现了我国刑法体系的自我完善、刑事政策的综合考量以及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但设立只是开始，适用则是关键。对此，必须厘清袭警罪所保护法益的单一性以及其与妨害公务罪之间的竞合关系，准确把握法条中关于“人民警察”“暴力”“正在依法执行公务”等关键概念，明确袭警罪的司法适用路径。
一、袭警罪的立法背景
我国现行刑法在1997年颁布时，并未对袭警行为作出明确规定。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袭警行为规定在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妨害公务罪第五款中，明确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依照妨害公务罪从重处罚。2020年1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印发《关于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袭警行为的认定及处罚标准，为依法惩治袭警犯罪提供了指引。刑法修正案（十一）则将袭警行为从妨害公务罪中剥离出来，设立为单独的袭警罪。相较于原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五款的规定，单独设立的袭警罪在内容上有两方面的变化：一是在行为方式上，将袭警罪划分为“暴力袭击”与“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两类；二是在法定刑上，将袭警罪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划分两档刑罚，并将法定刑上限由原来的有期徒刑三年上调至有期徒刑七年。有学者指出，对社会危害程度不同的犯罪行为匹配适体的罪名，形成轻重有别科学合理的刑法罪名体系，是国家刑事法治治理现代化发展方向的具体体现。[1]袭警罪的立法进程，也反映出我国刑事立法体系正朝着更为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
二、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的关系
袭警罪前身为妨害公务罪中的“暴力袭警条款”，刑法修正案（十一）在此条款基础上对其内容进行一定的修正和增补，最终将其设定为独立罪名。厘清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的关系，是正确理解与适用袭警罪的前提。
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属于特殊法条与一般法条的关系，与妨害公务罪相比，袭警罪的行为对象和行为手段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从行为对象上看，袭警罪的行为对象仅限于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而妨害公务罪的行为对象则更加广泛；从行为手段上看，成立袭警罪所要求的行为手段必须具备暴力性，并特别规定对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从严处罚，而对于未达到暴力程度的行为手段（如威胁等）则构成妨害公务罪。由此可见，两罪共同搭建了保护警察执法权的金字塔，妨害公务罪具有兜底性，在成立袭警罪的场合，必然符合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2]
在此基础上，针对袭警行为的不同情形及引发的不同后果，《关于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第三条作了进一步规定：对于“驾车冲撞、碾轧、拖拽、剐蹭民警，或者挤别、碰撞正在执行职务的警用车辆，危害公共安全或者民警生命、健康安全”的，符合相关罪名的构成要件的，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并酌情从重处罚；“暴力袭警，致使民警重伤、死亡”的，符合相关罪名的构成要件的，适用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并酌情从重处罚。与此结合，袭警罪、妨害公务罪与其他关联性罪名共同构成了对袭警行为的规制框架。
三、对袭警罪所保护法益的认定
明确袭警罪所保护的法益，是适用袭警罪的前提。袭警罪所保护的是单一法益还是复合法益？是仅仅对警察执法权的保护，还是对警察执法权与人身权的双重保护？对此，学界观点并不统一。笔者认为，虽然袭警罪在罪名设置上暗含保护警察人身权的意味，但其所保护的仍应是警察执法权这一单一法益。
其一，袭警罪脱胎于妨害公务罪，所保护法益也应与妨害公务罪具有一致性。一般认为，妨害公务罪所保护的法益为执法权。人民警察与一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相比，其与违法犯罪分子有直接接触，如果警察的执法权受到冲击或威胁，后果将更加严重，更加动摇国家执法的权威性。因此，为实现定罪量刑的均衡性，也为了更好地维护国家执法权威，袭警行为独立成罪并被刑法赋予较妨害公务罪更高的法定刑上限。诚然，此举必将连带性地保护到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人身权，但这种连带性的保护并非袭警罪保护的目标性法益。
其二，将袭警罪保护的法益认定为单一的警察执法权，并将对警察人身权的保护归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框架内，能够保证刑罚体系的协调性。如将警察人身权纳入袭警罪所保护的法益内，一方面，会导致袭警罪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保护范围重合，使得刑法适用界线模糊；另一方面，易导致实践中的暴力袭警行为被“一刀切”地认定为袭警罪，使得袭警罪适用范围扩大。另有观点提出，妨害公务罪与袭警罪以执法权为主要保护法益，以人身权为次要保护法益，并试图论证“妨害公务罪只能以与轻伤及以下后果相对应的人身权利作为自己的次要保护法益”。[3]此观点有待商榷。如果认定妨害公务罪（或袭警罪）保护轻伤以下后果的人身权，就相当于认定相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人民警察）获得了相较于普通公民更大范围的保护——因为故意伤害罪仅能对轻伤以上后果追责。此结论有违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据此，应明确袭警罪所保护法益仅为警察执法权。
四、对法条重点内容的理解
（一）对“人民警察”的界定
对于“人民警察”概念的界定，我国法律已有明确规定。人民警察法第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人民警察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法院、检察院的司法警察。其中，公安警察又包括治安警察、交通警察、刑事警察等。
然而，在对“人民警察”身份范围进行界定时，辅警身份应如何界定始终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国务院办公厅于2016年11月印发的《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第三条明确了警务辅助人员不具有人民警察身份。在社会生活中，辅警受公安机关管理并辅助履行人民警察的部分职务，在执行职务时也具备人民警察的部分特征，那么辅警在执行职务时能否被拟制以人民警察的身份？这一问题存在一定争论，存有三种观点：其一，辅警应当在执行职务时被拟制为人民警察，袭击辅警的同样可构成袭警罪；其二，辅警不具备人民警察身份，袭击辅警的构成妨害公务罪；其三，辅警在与人民警察共同执行职务时，可被拟制为人民警察，在单独执行职务时，则不具备人民警察的身份。笔者支持第二种观点。
袭警罪所保护的法益系人民警察在执行职务时所体现的警察执法权，因此，对人民警察身份范围的确定，也应以其能否体现警察执法权为标尺。认定辅警身份的根本标准，也在于其在执行职务时能否代表与人民警察同等程度的执法权，这种代表性应结合其实质执法性与公众认知可能性两方面评判。从实质执法性来看，《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第二章中对辅警的职责、义务和权利作出规定，明确辅警应在公安机关与人民警察的指挥和监督下，协助开展执法执勤、行政管理、技术支持等勤务工作，辅警的职责范围往往不涉及人民警察的核心执法工作；从公众认知可能性来看，辅警的证件、制服和标识较之人民警察亦有很大差别，尤其是辅警制服上有明显的“辅警”袖标，能够从外观上使一般社会公众对其辅警身份有明确认知。由此可见，辅警在对警察执法权的代表性上，远远低于人民警察。此外，从袭警罪的刑罚设定上看，因其比妨害公务罪的法定刑更高，在罪名认定上更应从严把控。辅警与公安机关签订劳动合同，不享有行政编制，并不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将袭击正在依法执行公务的辅警的行为划定为妨害公务罪的可追责范围内，是将其辅警身份拟制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结果。如果进一步将辅警身份拟制为人民警察，不但会造成对其身份的双重拟制，而且会使袭警罪的适用对象范围过于宽泛，有损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基于此，辅警不易被拟制为人民警察，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辅警的，以妨害公务罪追责即可。
（二）对“暴力”的界定
构成袭警罪，要求行为人必须以暴力方式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这与妨害公务罪所要求的暴力、威胁方法在行为方式与强制程度上有很大不同。要准确把握袭警罪的“暴力”概念，需从两方面对暴力的范围予以界定：其一，袭警罪中的暴力仅包括有形暴力，还是包括有形暴力与无形暴力？其二，袭警罪中的暴力仅指对人的直接暴力，还是指对人或物的暴力？如是后者，这种暴力是包括对物的直接暴力，还是要求对物的暴力要间接作用于人身？
第一，袭警罪中的暴力应当以有形力为限。从文义解释来看，袭警罪中的“暴力”与“袭击”相联系，而“袭击”意指“出其不意的打击”并主要表现为有形力。将此处的暴力手段解释为有形力，能够与前后条文含义相衔接，符合文义解释的一般要求。此外，袭警罪将妨害公务罪中的“暴力、威胁方法”限缩在“暴力”的范围内，实质上是舍弃了与暴力相并列的威胁等无形力的强制手段，从而更加突出有形力的特征。
第二，在暴力对象上，应当包括对人的暴力与对物的暴力两种，其中，对物的暴力应当对人的身体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例如，人民警察在警车中时，行为人驾驶机动车撞向警车，此行为从表面上看系对警车这一物所实施的暴力，但实质上危及人民警察的人身安全，应当认定为袭警罪中的暴力袭击。如果人民警察离开警车后，行为人驾驶机动车撞向警车，此行为仅系对警车这一物所实施的暴力，没有危及人民警察人身安全的可能性，则不应当认定为袭警罪中的暴力袭击。
（三）对“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界定
要正确理解“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概念，需从两方面把握：一是如何认定“正在”依法执行职务？二是如何认定正在“依法”执行职务？
对“正在”的判断，不宜以时间为唯一标准，而应根据人民警察的实质执行职务行为进行综合认定。例如，人民警察下班后，偶遇突发事件而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应当被纳入“正在”执行职务的范围内。根据《关于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第五条规定，民警在非工作时间，依照人民警察法等法律履行职责的，应当视为执行职务。这也进一步明确了对执行职务中“正在”的理解。
对“依法”的判断，应从权力来源合法、权力行使范围合法、权力行使程序合法等多个维度进行把握。从权力来源上看，国家权力机关授权人民警察以执法权，这种授权针对的是特定的具备人民警察身份的自然人，因此，人民警察在执行职务时是否具备执法权所要求的主体身份是判断其权力来源合法性的重要依据；从权力行使范围上看，人民警察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不得越权行使；从权力行使程序上看，人民警察执行职务必须依照法定程序，缺乏程序正当性的执法行为不应被纳入袭警罪的保护对象中。需要注意的是，人民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因“方法上的不当或言语上的生硬”所造成的“情有可原的瑕疵”,[4]应当被认定符合袭警罪中“依法”的要求。
此外，还需注意在司法实践中把握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平衡，既要防止警察执法权的滥用，严格限制袭警罪的打击范围，又要避免个体自由的泛化，维护警察执法的权威性，以保证社会生活的稳定有序。
[编辑：姜梦]
【注释】
*北京市团河地区人民检察院分党组书记，法学博士；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1]参见曹坚：《实质化界分关联性轻重罪》，载《检察日报》2021年4月14日，第3版。
[2]参见李翔：《袭警罪的立法评析与司法适用》，载中国知网https://doi.org/10.19916/j.cnki.cn31-2011/d.20210615.009。
[3]参见段甜甜：《袭警罪的刑法教义学分析》，载《山西警察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
[4]参见李翔：《袭警罪的立法评析与司法适用》，载中国知网https://doi.Org/10.19916/j.cnki.cn31-2011/d.20210615.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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