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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受财”构成受贿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离退休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离退休后收受财物行为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2000年7月13日，法
释〔2000〕21号）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精神】
十、关于在职时为请托人谋利，离职后收受财物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在离职后收受的，以受贿论处。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离职前后连续收受请托人财物的，离职前后收受部分均应计入受贿数额。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2007年7月8日，法发〔2007〕22号）
【《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
【第64号】陈晓受贿案——事后收受财物能否构成受贿罪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著述】
“事后受财”不是法律术语，从本案的情况看，该行为具有以下特点：
（一）客观上，行为人实施的是正当的职务行为，且该职务行为为对方获取了巨额财物，行为人于事后收取了对方的钱财。
首先，陈晓实施的职务行为是正当的职务行为。在本案中，陈晓的有关职务行为包括：制定中电皖物办字（92）049号文和（93）019号文、为李剑峰申请拨要进口原油配额和协调李剑峰与财务处之间的矛盾。对陈晓制定（93）019号文、为李剑峰申请拨要进口原油配额和协调李剑峰与财务处之间的矛盾，其属于正当职务行为是显而易见的，双方没有争议。但就制定中电皖物办字（92）049号文而言，控辩双方争议较大。结合所制定文件的内容及制定程序，我们认为合肥中院认定该行为是正当职务行为是正确的。从内容上看，与中电皖物办字（91）058号文相比，（92）049号文在提高个人与国家利润分成比例的同时，大大提高了必须完成利润的基数。按（91）058号文规定，提奖利润基数为10万元，计划利润指标为30万元，超基数部分按3％提奖，超计划利润部分按5％提奖，庐海公司收入与支出做到平衡，有超额利润的，按20％提取奖励基金；而按（92）049号文规定，能源化工处每年须完成100万元，庐海公司每年须完成纯利润20万元，完成上述两边任务基数后，所获纯利润按3∶7分成。因此新的方案有利于个人，更有利于国家，符合当时中央关于“胆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的精神。从制定程序上看，没有经过由公司所有领导参加的经理办公会的讨论，且控制发文范围，程序上不够完备，但是，安徽公司实行的总经理负责制，被告人陈晓亦曾就此事向总经理赵德海汇报，并征得了同意，因此，（92）049号文的制定程序基本上是合法有效的。
其次，陈晓的正当职务行为使李剑峰获得了巨额利润。李剑峰按照新的提成办法，共提取人民币180余万元，而按以往的提成办法显然不可能提取那么多。陈晓为李剑峰要原油配额和调处李剑峰与财务处在资金方面的矛盾也为李剑峰获取巨额利润提供了便利条件。
再次，陈晓是在其实施了职务行为，李剑峰获取了巨额利润之后收受李剑峰送的钱财的。从本案提供的证据看，李剑峰送给陈晓的钱都来自提成款，这些提成款主要缘于陈晓制定（92）049文这一职务行为，相对于陈晓的上述职务行为，陈晓三次收受陈剑峰钱财的行为均在其后。
（二）在主观上，无充分证据证明行为人实施职务行为时就意在以后收受对方的钱财，但事后行为人收受对方钱财时，却明知对方送的财物是因为自己的行为使对方获取了利益。
根据本案的证据情况，被告人陈晓在实施有关职务行为前，与李剑峰并无以后收受财物的约定。从陈晓的客观行为也难以推出陈晓具有期望以后收受财物的故意，因为，陈晓虽然在制定（92）049号文时程序上有不完备之处，但是在实体上该文件对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均有利，只看到对个人有利的一面，进而得出陈晓实施该行为就是为了以后收受贿赂显然是不当的。陈晓对李剑峰送钱的原因是明知的，这一点陈晓本人有供述，李剑峰亦有相应的陈述，那就是，陈晓为李剑峰在试点、做原油业务等方面给予了不小的帮助。这一故意在陈晓收受钱时没有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但根据二人的陈述是可以认定的。
根据该行为的上述特点，我们认为该行为构成受贿罪，理由是：
第一，陈晓“事后受财”的行为同样侵犯了受贿罪的客体。受贿罪的客体是公务人员的廉洁制度，公务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公正廉洁是其最基本的品德，为了保证公务人员公正廉洁，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廉政方面的制度，实施受贿犯罪必然要侵犯这一制度。事后受财行为与主动索取钱财、收受贿赂后违法行使职权等行为相比，其主观恶性、对公务活动的危害要小，但对廉洁制度同样形成了危害，因为按照廉洁制度的要求，公务人员是不允许因其职务行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
第二，客观上具备了受贿犯罪的构成要件。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受贿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之便，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使他人获取了利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下称《解答》），是指利用职权或者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所谓索取他人财物，是指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主动勒索他人财物。所谓收受他人财物，是指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以许诺或实际为他人谋利作为交换条件，接受他人交付的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按《解答》的规定，谋取的利益不限于非法利益，它也包括合法利益。刑法中表述的“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将收受行为置于谋利行为之前，这只是表述问题，并不意味着只有先收受财物，后谋取利益才是受贿，而先谋利后收受财物就不构成受贿。本案中，陈晓制定有关文件、要原油配额、协调李剑峰与财务处的矛盾，均系其作为公司总经理依职权行使的职务行为，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陈晓行使的行为虽是合法的正当职务行为，使李剑峰获取的巨额利润也是合法的利益，但这仍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陈晓因为李剑峰获取利益而收受了李剑峰送的财物，其行为属于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综上，陈晓的行为已具备受贿罪的客观方面的要件。
第三，具备了受贿罪的主观方面的要件。受贿罪的罪过形式通常为直接故意，表现为，明知对方送的是贿赂而希望收受该贿赂。本案中，根据被告人陈晓的供述，陈晓对李剑峰所送钱的性质是明知的，从收受情况看，也是积极的。因此，陈晓的行为同样具备了受贿罪主观方面的要件，系直接故意。合肥中院第一次审理时，之所以认为陈晓的行为不具备主观方面的要件，主要出于认识上的原因。他们认为，收受贿赂和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犯罪两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行为人在实施上述行为时的主观故意应当是一致的，即行为人既要在收受财物时明知所收受的财物的性质而予以收受，也要在为他人谋取利益时明知已收取了财物或将因此收受他人的财物。本案中，行为人明知所收受的钱的性质并希望收受是明确的，但对明知对方将送钱及希望为对方谋取利益以收受财物却并无充分证据证实，因此，本案构成犯罪的主观要件并不完全具备。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是不妥的。受贿罪的行为由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两部分组成，前者是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后者则是指收受他人贿赂，二者联系紧密，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类犯罪，刑法上还有很多，如强奸罪、抢劫罪等。由于两种行为的联系，通常情况下，行为人的犯罪故意在实施手段行为时就确定了，这一故意一直沿续到目的行为实施终了，因而，行为人的故意在实施手段行为和实施目的行为时是一致的。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亦会出现二者故意不一致的情况，这就是手段行为基于其他故意实施完毕，产生新的故意并实施目的行为，但这一情况并不影响对该行为的定性。如行为人基于伤害的故意控制了被害人，但未形成伤害后果，后行为人故意发生了变化，产生抢劫故意，实施了抢劫的行为。对于这种情况，无疑仍应定抢劫罪。因此，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的故意并非总是一致。以二行为的故意不一致来否定行为人的犯罪故意是不当的。本案中，虽然陈晓在实施职务行为时无充分证据证实陈晓具有收受财物的故意，但在收受财物时，其故意则是明显的，应当认定其具备受贿犯罪的故意。
——王锦亚：《陈晓受贿案——“事后受财”是否构成受贿》，载《法律适用》2000年第6期（总第16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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