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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而退还或上交收受财物的行为定性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精神】
九、关于收受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
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2007年7月8日，法发〔2007〕22号）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
【第3号】潘玉梅、陈宁受贿案
【最高人民法院主流观点】
（四）关于收受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问题
裁判要点4确认：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后，因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该裁判要点在《受贿意见》第9条规定的基础上明确解决了收受财物后退还的如何处理问题。司法实践中，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已收受他人财物，但在案发前退还或者如实说明情况上交所收财物的，是否一律以受贿罪处理，存在不同认识。有的认为，只要行为人在案发前退还或者上交的，都可不以犯罪处理；还有的认为，此种情况均属于受贿既遂后的赃物处置问题，不影响定罪，只是影响量刑的情节。
我们认为，受贿罪侵犯的主要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已收受财物的，一般应当认定为受贿罪的既遂。但现实生活中收受他人财物后，在案发前退还或者上交所收财物的原因不同，情况复杂，需要根据退还或者上交的时间、原因、数额等不同具体情况，依法分别处理：
1．及时退还或者上交所收财物的，不是受贿。此种情形下，国家工作人员收下他人财物后，或者发现暗中所送财物、家属代收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因其主观上没有接受财物的受贿故意，不能以犯罪论处。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及时”并非仅限于当时当场，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有退还或者上交的意思，但因为客观原因未能立即退还或者上交，在客观障碍消除后立即退还或者上交的，也应当视为“及时”。
2．未及时退还或者上交所收财物的，属于受贿。国家工作人员虽然未及时退还或者上交财物，但是在案发前退还或者上交的，是否属于可以从宽处罚的“积极退赃”呢？对此根据退还或者上交的态度、原因可以分为两种情况：（1）因悔罪主动退还或者上交的，属于“积极退赃”。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后，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或者因未把承诺的事项办成，而案发前自动退还或上交财物。有意见认为，为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充分发挥司法的感化教育功能，节约司法成本，对此可不以受贿罪处理，其中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可以其构成的渎职等其他犯罪处罚，客观效果上也不会轻纵犯罪。我们认为，此种情形除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构成犯罪外，因其受贿已经既遂，对于构成受贿罪没有影响，但其“积极退赃”，是悔罪的一种表现，主观恶性减弱，社会危害性严重程度减轻，应当依法从宽处罚，而不以受贿罪处理的意见，于法无据，可能会纵容“先收钱再观望”，不利于依法严惩腐败犯罪。（2）因逃避法律追究或者因对方索要而被动退还、上交的，不属于“积极退赃”。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盖受贿行为，逃避法律制裁而退还、上交，或者因对方索要而退还、上交的，除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构成犯罪外，因受贿已既遂，且是迫于外界压力被动退还、上交的，不能认定为“积极退赃”。本案例中，被告人潘玉梅2004年上半年从请托人房地产开发商许某某处低价购房，后得知许某某因为其他案件被检察机关约谈，检察机关从许某某的公司账上掌握潘玉梅低价购房的情况，才于2006年4月退给许某某55万元；被告人陈宁2003年、2005年的下半年先后收受请托人高某某21万元，后得知高某某案发，才于2007年年初委托他人将18万元上交其所在区的廉政账户。这显然是未及时退还，均属于为掩饰受贿而被迫退赃，既不影响构成受贿罪，又不属于可以从宽处罚的“积极退赃”。
——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指导案例3号《潘玉梅、陈宁受贿案》的理解与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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